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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轮经济周期后都有一场金融改革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5:08:38 阅读: 来源:离子交换树脂厂家

每轮经济周期后都有一场金融改革?

我们会很习惯关注货币、财政、地产等宏观周期性政策。但事实上,宏观周期政策背后有另一个战场――金融改革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程说明,每一轮调控或危机后都有一次金融改革。这种“巧合”的内在逻辑应是中国金融对中国经济切入太深。内容上,每一场金融又都与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主要矛盾息息相关。  1992~1993年的经济过热造成了金融秩序混乱,所以1993~1994年的改革是整顿金融秩序,建立真正的央行和商业银行,这次改革的特征不妨概括为“专业化”。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央行和商业银行,整顿金融秩序。  那一轮经济过热,各地投资热情高,金融秩序混乱,主要表现在:乱集资,如长城沈太福案、无锡邓斌案;乱拆借,央行可以放贷款,财政收入“账外账”放贷款,银行自办经济实体);政策性业务与商业业务不分。  而1993年的宏观调控从金融开始的,整治乱拆借,整治房地产。其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1993年6月中央六号文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》,其中十六条有一半以上针对金融市场,以及1993年7月时任副总理朱?基对银行系统提出的“约法三章”。  这一期间政府有代表性的举措,一是整顿金融秩序,打击非法集资,清理违章乱拆借资金830亿;二是1994年国务院通过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《商业银行法》,人民银行脱钩商业信贷,成为真正的央行,履行金融监管职能,并开始运用三大政策工具。专业银行从政策性业务剥离出来,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。  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让我们更加警惕“政府干预银行业务的恶果”,所以1997~1998年的改革目标是削弱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,所以有了改变央行、商业银行按行政区设置的做法,改革目标是:削弱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,充实银行资本金、剥离不良资产。这次改革特征可概括为“独立化”。  当时地方政府干预商业银行业务,不良贷款比例高(1997年不良贷款率28%,1998年31%,呆账死账率7%~8%,据《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》)。在国外,东南亚危机与政府通过关系干预银行贷款给大集团有关。这和中国当时情况很像,引起了中央警惕。  1997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,讨论了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,整顿金融秩序,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》。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动作。  一是改变央行、银行的行政区设置,保证银行“独立性”。1997年金融系统党委成立,关系归中央;1998年把30个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压缩成9个地区性分行。这些都是为了排除地方政府的外来干涉。  二是充实资本金、化解不良贷款,轻装上阵。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,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(当年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%).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,共接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.4万亿。  此外,1997年还查处了广东恩平事件,1998年又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。  2002年中国经济启动,工业效益增加,但国内,1998年后的国有企业破产兼并改制,政府干预形成新的不良贷款(2002年底工农中不良率为25%、36%、23%,CBRC),更深层原因在于:没有建立真正公司治理结构、没有严格按资本充足率的条件监管。国际上,2006年起将对外资开放银行业务,中国银行面临真正的竞争。银行不良再次攀升,主要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公司治理,承担了国企改革的“行政任务”。所以2003~2004年,“历史使命”完成后,金融改革的内容就是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,所以有了汇金真正行使股东权力、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。这次改革特征可概括为“股份化”。  这一次的标志性口号是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提出的“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,加快处置不良资产,充实资本金,创造条件上市”。  而政府在此次金融改革中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大手术。先是在2003年12月成立汇金,不久汇金就在2004年1月注资450亿美元至中行、建行。更重要的是,汇金真正履行股东权力,(如汇金坚持直接注资建设银行,而不是通过建银集团,要求派出至少6名董事,以保证对重大事项有否决权)。按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话说,汇金的作用不是简单注资,而是通过这个平台完善公司治理。这样央行(通过汇金)既履行货币政策管理职能,又发挥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。  接着,2004年5月,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第二次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,共剥离7791亿坏账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;注资方面,2004~2005年,汇金注入中、建、工共600亿美元,2008年注资1300亿人民币至农行。随后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在境外上市。  然后,政府提高了银行息差,休养生息。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,银行承担大量输血责任,因此2003~2004年的改革是反哺银行体系。  经过2008年次贷――2009年刺激――2010年紧缩,当前我们的问题是:商业银行对经济涉入太深,而直接融资不够。高额货币既不利通胀管理,也抑制下一轮周期性政策的腾挪空间。另一方面,海外创新过度,而我们创新不足。  在此大环境下,鼓励直接融资,降低经济对信贷的依赖,鼓励适当创新,应是本轮金融改革的应有之义。我们不妨把这轮金融改革特征概括为“脱媒化”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温州民间融资试点、债券市场扩容、降低股票发行门槛,都是这个大趋势下的应有之物。  那么,我们不妨有以下猜想:首先,为了更大发挥直接融资功能,政策对股票市场肯定是呵护的,不会大跌。其次,银行传统业务过了最佳成长期,2005年的高成长来自剥离坏账、政府提高息差反哺银行和经济高增长。现在这三个因素在衰退,未来银行成长性差异在于将来自中间业务、创新业务。再次,信托、券商的发展环境在改善,其成长性优于银行。最后,债券市场,尤其是信用债大有可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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